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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

归档日期:10-03       文本归类:敌退我追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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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于1935年3月率部突围来到信丰县与大余县的边界——油山,并在赣粤边北山、梅山、油山之间的广阔山区,领导红军游击队,坚持了坚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当时,梅岭是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在无数革命群众的支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战歌。

  雄伟的罗霄山脉经井冈山向南延伸,其末梢到达江西南部的赣粤湘边,仍一直顽强地向东南伸展。在江西大余县与广东南雄县的边界上,有一座梅岭,古时唤作大庾岭,地势险要,奇峰叠秀,逶迤数百里,是赣粤边界的一道天然屏障。梅岭有一隘口,叫梅关,关楼雄跨赣粤两省。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留守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英勇抗击数十倍于己的军,拥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红色苏维埃。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4月上旬,又从油山转移到大余县西南部的北山山区。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就位于北山中。

  为统一干部思想,使部队彻底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项英、陈毅在长岭村贫苦农民罗学文家的厅堂里,主持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

  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革命虽然遭受到了挫折,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的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着重批评了盲动主义情绪,批评那些想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中央苏区的思想。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我们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留一个战士,将来局面打开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去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财富。革命的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陈毅还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制定了长期作战的斗争策略;对部队进行了分兵游击的部署。

  长岭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分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长岭会议以后,红军游击队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不断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不但粉碎了军对游击区的大举“进剿”,坚守了油山游击区,扩大了北山游击区,巩固了信康赣游击区,还开辟了三南游击区、上崇游击区,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的红旗在赣、粤、湘边高高飘扬。

  然而,1935年5月31日,代表何应钦却与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天津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我国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出卖给日本。

  长岭会议结束后,部队按计划实行分兵。项英、陈毅等指挥部负责人率贺敏学、游世雄游击大队100多人在河洞山区周旋。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驻大余县河洞乡棚洞村,指挥各地游击斗争。

  面对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和红军的失利,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于1935年5月2日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只身投奔粤军余汉谋,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1935年10月,龚楚带着给他配备的卫队30多人,伪装成游击队来到赣粤边的北山,企图捉拿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人。

  龚楚到达北山后,在河洞的天井洞遇见了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何长林也跟着叛变了。龚楚、何长林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通知红军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须石参加会议。一些人员接到通知后陆续前来,谁知龚楚的卫队已将会场包围。会场上龚楚撕下伪装,说跟着和红军没有出路,要大家跟他走,参会人员一听才知道龚、何已经叛变,于是愤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除贺敏学和赖文泰等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多人壮烈牺牲。

  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带领粤军向特委机关驻地帽子峰方坑进犯,途中遇见侦察班长吴少华,便欺骗说:“有重要工作要向项英、陈毅首长汇报,快带我们去。”机警的吴少华发觉龚的人员服装整齐,而且武器精良,大多是广东人,应该是的伪装队伍。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后,吴少华在龚卫队的枪口下沉着应对,在到达特委机关驻地附近时不顾安危,抢先登山,并大声通知站岗哨兵鸣枪报警。龚楚和何长林不知游击队虚实,不敢冒然进攻,乱放一阵枪后只得仓皇撤走。项英、陈毅等特委机关领导人听到枪声,立即撤离,分散隐蔽,才幸免难。这就是“北山事件”。

  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起“北山事件”时,仍然说,“这次是很危险”,“那个警卫员(吴少华)要是叛变就没办法了”,“要是龚楚沉着点”,“也可以抓到我们”。但叛徒是贪生怕死的,而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沉着冷静为了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

  1935年10月,“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料定敌人已经发现了特委机关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于是决定将赣粤边特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转移并分散到梅山、油山等地。可是从北山到油山和梅山,途中必须经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梅关。这段时间,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都层层布下岗哨,派兵严密封锁。在梅关公路线上,岗哨林立,一辆辆敌军军车往来于广东南雄和大余之间。如何通过梅关呢?

  但是,陈毅想出了一个妙计偷渡梅关。项 英、陈毅先将转移部队在离梅关几十里的山中隐蔽起来。几天过后,军布置在大小路口的岗哨没有发现红军游击队,都麻痹懈怠了。这时,部队再趁月夜,上路行动。而到离梅关不远处时,部队又离开山路,走上大道,直奔梅关。果然,这时敌人只注意严密封锁山间小道,大路上反而放松了警戒。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顺利通过了敌人公路封锁线,越过梅关天险。部队在通过梅关后,攀藤附葛登上了离梅关不远处的仙人岭。站在仙人岭上,陈毅豁然开朗。放眼望去,北面是大余城里的万家灯火,南面传来阵阵鸡鸣犬吠。天亮时分,陈毅安排大家就地躺憩。呼噜一觉醒来,陈毅惬意爽朗,风趣说道:“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哩,头枕江西,脚踩广东噢。”逗得众人大笑不止。随即,陈毅乘兴而作《偷渡梅关》:

  1935年10月,偷渡梅关成功后,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转来梅山,选择在斋坑搭棚居住。早在红军长征前夕,梅山地区就成了重要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南雄游击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并且此地临近大余县城和赣粤交通大道,消息灵通,给养易筹。立脚后,即布置地下党组织,在大余城驿使门外梅峰桥边开了一爿“广启安”糖铺作掩护,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由地下党员黄亚光当“店老板”。随后,又派陈海以“养路队员”身份住县城,对驻余军进行兵运工作。

  “西安事变”后,形势激剧变化,长期驻守梅山密林中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三年的项英、陈毅,急切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也曾要陈海为这事想方设法。

  1937年5月1日,陈海循例来到特委驻地——梅山斋坑,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后,在回程路上碰到叛徒李品仙带着一队军巡逻,当即把他抓住押至四十六师驻大余城的一个团部。陈海这个软骨头,受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投敌,竟与敌合谋,导演了一幕诱捕驻梅山游击队负责人“重要领导”的丑戏。

  5月2日,由陈海亲书:“中央从上海已派人来到大余,要在县城春花旅社会见驻梅山的游击队负责人。”让联络站交通员赶送到斋坑。

  当陈毅收到陈海的来信时,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便邀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做伴带路。

  5月2日中午时分,陈毅、黄赞龙来到城里,找上陈海住家。见他老婆在家门口洗衣服,便上前问道:“陈海先生在家吗?”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去了团部。”

  陈毅和黄赞龙把“团部”误听成了“糖铺”,两人遂即去到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一见店门贴了军的封条。正疑惑间,店旁一老人上前扯着陈毅、黄赞龙进屋,急切相告:“陈海叛变了,店铺昨夜抄了,黄亚光被抓了,你们赶快走!”陈毅、黄赞龙沉着地从后门走出,分道回山。

  原来,陈海这个叛徒,邀功心切。没等到“重要领导”来县城,就自恃山路娴熟,亲带一个营进山围捕。待在斋坑的同志,一心盼望与中央取上联系的“喜讯”,哪曾料到陈毅、黄赞龙尚未回山,驻地却被敌人包围,遭受突然袭击。放哨的警卫员曾忠山发觉敌人从后山进入驻地,当即开枪,打死一个迎面窜来的敌兵,大喊:“反动派来了!”随即滚下山坡,冲出重围。在棚子里的同志闻警,赶忙转移到旁边一座芦苇山中隐蔽。不幸的是担任交通员兼炊事工作的彭茶妹被敌人抓住。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打她,逼问:“你们的大头目藏在哪里?”她始终怒目而视,只字不吐,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搜不出人,便放火烧山。熊熊烈火呼啦啦眼看就要烧起来了。可天不绝人,突然间雷声大作,哗啦啦下起了大雨,一下子将大火浇了个灭。时至傍晚,又逢下雨,敌人无奈,便张势喊叫:“抓到一个土匪婆哟。”怏怏撤离梅山回县城。

  陈毅从县城出来,穿着“士林布”长衫,戴着眼镜、礼帽,独自一人绕道回山。因路途不熟,也没想到敌人进山围捕,竞撞进了敌人包围圈里被发觉唬问:“你是干什么的?”陈毅机智地回答:“我原是帮你们带路的呀!”敌人督促说:“快天黑了,又下雨,回去了”。陈毅装着肚子不舒服,急需大便,钻进路旁的灌木丛中“大便”。待敌人走后,陈毅赶快回到斋坑驻地。一看,乱糟糟一片,知道出了大事。便向周围山场呼喊:“我是大老刘(陈毅的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他怕敌人很快又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被敌人搞光了吗?我老刘的口音你们还听不出来?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这时,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听出首长的声音,钻出草丛,迎了上去,只见陈毅单独一人,身后周围并无他人,便招呼大家一起出来。随后,大家都从隐蔽的草莽丛中钻出来,紧紧握手拥抱,互道不幸遭遇,深感劫后重逢,也属不幸中之大幸,随即转移。

  从第二天起,敌人又增派三个营的兵力和一些地方反动武装,拉开大网,将整个梅山地区重重包围,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日夜“搜剿”。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人员昼伏草丛,夜间转移,在梅山范围内与敌人一连周旋了二十多天,不敢动烟火,也没有干粮,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

  陈毅面对“日夜搜剿”、“伤病伏丛莽间”、“虑不得脱”,就在这九死一生之际,撕开衣襟,挥笔在衣服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壮丽诗篇《梅岭三章》:

  然而,在革命群众的积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道,终于摆脱了最残酷的一次“围剿”。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46师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红军游击队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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