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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归档日期:06-17       文本归类:敌退我追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开宣示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的党。理论先行,以理服众,事实上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是在长征后半期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的,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发表出版过理论性的著述。红军北上陕北后,曾经计划东征山西北上绥远,身为军事负责人,他一度也考虑过对日作战的可能与方法问题。但是,这之后一年多,国共关系、中日关系,包括军事及战场形势一直处在急剧复杂的变化中,对日作战问题反而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情况直至1937年8月下旬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后,才真正开始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甚至形成了相当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又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即到1938年春,国共关系的状况、中日战争的大势,以及战场特点等基本情况都大体上变得清晰了之后,对中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共及其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战法的看法,才基本固定。也因此,到这一年春夏之交,才得以初步形成了他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一气完成了《论持久战》一文的写作。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过去鲜有人提到的情况。即在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之前,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几乎没有可能系统阅读马列理论著作。其个人偏好军事指挥,却从未读过专门的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直到1936年下半年,特别是1937年以后,他才开始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并有条件获得较多的书籍资料,因而开始了一段对各种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恶补”的过程。但是,在1936-1937年间,首先把较多时间用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著作的学习、理解和研究上。进入1937年冬1938年春,他才转而开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阅读一些军事理论著述,用以帮助梳理和构建自己的抗日军事战略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一时间的过程过于短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938年5月和7月署名的两篇研究抗日战争军事问题的长论文,前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集体著述的成果,后一篇《论持久战》才基本上是自己独立撰写完成的。

  本文试图用尽可能简要的方式,梳理并说明在当时急剧变动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论持久战》一文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和他为什么必欲撰写这样一篇较具理论性的军事论文。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曾两度花时间就中共未来军事战略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最初是在1935年底,当时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准备东征山西,然后北上绥远,以便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注意到此举不可避免地会让日本感受到威胁,以至出兵干涉,中共中央曾专门就此有过研究和讨论。中共党政军领导人都很清楚,北上之后,要同时面对南京和日本两大敌人,总共不过1万人的红军主力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可能比江西时期或长征中更大,因此,对日作战非抱定“持久战”的思想不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会议后,曾两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而言,他的基本看法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红军目前还只能“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红军真想要对日作战,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猛烈扩大红军”至20万,同时还要“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因为在他看来,再“猛烈扩大红军”,双方力量对比仍旧是极其悬殊的,故对红军来说,游击战是再重要不过的一种作战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游击战,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战术问题,而必须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才行。

  1936年春的东征作战未能达成转进绥远的目的,在中央军的压迫下,红军不得不返回陕北,转而西征。因此,计划中的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整个1936年,陕北红军或东征、或西征,都是在与军队作战。故这一年12月,首度依据遵义会议决议的思路,在红军大学发表了一个着力于总结此前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演讲,但这篇演讲从题目到内容都没有谈到对日战争的问题。

  这篇演讲显然想要总结一下“十年血战史的经验”,清理和批判造成苏区军事斗争失败的党内错误观点,以便正确指导红军与军接下来的战争,因此他也力求能站在战略的高度来总结经验。他认为,红军在南方的失败,根本在于当时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共革命的两大特点,即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极不平衡,因而“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时,“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短时期内没有改变的可能。“影响到红军的战略战术”,一是需要清醒地知道,红军不能很快发展,更不能很快战胜敌人,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二是人民的条件,尤其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和人民的游击战争,对于红军和苏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人民的武装和人民的游击战争,红军就没有打破敌人围攻的可能,苏区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由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国共关系随后出现了重大转变,这篇着重于总结对作战经验教训的军事论文实际上没有完成。但从其标题到内容,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37年以前,对日作战的问题还远没有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毛这篇文章谈持久战也好,谈游击战争也好,还主要是从阶级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战争的角度出发的。也因此,许多后来出现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的看法、观点和思想,这时也都还不可能出现。

  进入1937年,即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苏区和红军改制改编问题之后,和中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方面去了,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再具体讨论研究过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也由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首先关系到红军能否完整地保留下来的问题,因此,当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上指示与谈判的周恩来、等,“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的可能。他还特别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做好了派出4000兵力赶赴华北参战,和主力一个月后出发的准备。

  一周后,平津地区中日军队仍在僵持中,得知南京政府有意派红军担任平绥线防卫的消息后,当即下令红军主力各部“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他并且要这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转告蒋介石,称中共方面“同意担任平绥防线,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在于(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

  从这时的回应可以看出,由于双方自1月以来交涉谈判已超过半年,中共党、政府和军队的合法性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他虽然深知红军所长不在阵地防守作战,考虑到先要取得红军的合法地位,故还是不能不再三宣示和表态,愿意担任一线之防卫。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中日在平津开战的7月28日。由于无法及时得到前线的消息,当天在答复方面关于红军改编出动问题的询问时,他的回答还是比较积极的。其电称:(1)红军主力三个师将于8月15日编好,20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

  不过,三天之后,随着平津前线危急,宋哲元部损失惨重的消息传来,的态度就明显变化了。他于31日紧急指示正在准备东移的部队:“不必开得太快。”

  次日,得知北平、天津均已沦陷,立即与时任总书记的洛甫联名电告周恩来等,要求他们向当局提出红军作战的原则问题。即要求在整个战略方针下,允许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电报甚至提出,目前,“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上述作战原则无疑同前此方针有了重要的改变。第一,排除了以红军担任一线防卫,打阵地战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红军同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不打阵地战,甚至没有提到过去特别强调的红军的“特长”,即运动战。第三,一反此前提的“集中作战,不得分割”的要求,强调红军必须“分散作战”。第四,明确主张红军在军事行动上要“独立自主”,反对蒋介石在战役战术上“束缚”红军。所以会紧急改变此前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以适应长期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因为,如果平津6万守军如此不经一击,只有三四万人的红军主力全部加入军的正面防御,结果如何也不难想象。因此,为说服周恩来等,毛、洛在电报中还特别告诫说:“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和的多数领导人颇难认同。面对平津失守,民情激越,不少人也寄希望于红军出动能一振士气,他们对主力缓出,分散游击的主张,明显持有不同意见。

  恰在这时,谈判代表换人,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改编条件,这更进一步坐实了对可能包藏祸心的疑虑。尽管南京政府8月20日正式下达了红军改编的命令,却坚持要求所有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务必赶到陕北“洛川开会”,“慎重讨论”各项重大问题。

  8月22日,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均齐集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会议。会上明显出现意见分歧。强调,目前靠片面抗战的方针和办法,是不能战胜日本的。“红军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要用最大力量争取从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总目的是要“争取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欲达此目标,开始时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要“独立自主”?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和警觉性!”——“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故前线指挥必须以我们的指挥为主,以适当形式来解决与的关系问题,一定“不能违背军委方针去迁就的方针”。

  尽管也强调“独立自主”是相对的,主要是战役战术的,也说明“山地游击战争”原则不排斥“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他也放弃了改编后红军先只出动一个师上前线的提议,同意先出动两个师,但是,他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事实上并未能完全说服与会的多数领导人。

  洛川会议后,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力陆续出动,关注的重心很快转移到红军主力出动后的作战区域安排上来了。平绥前线除二十九军退守保定及津浦线外,中央军汤恩伯部从南口防线一路败退,居庸关、张家口均告失守。而这时西安行营和二战区指定给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是晋东北的几个县,距华北前线日,致电前方军政领导人,认为几个县的活动区域过于狭小,提议争取让方面同意已出动的红军两个师“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即分布于晋、冀、察三省交界处,跨越一、二两个战区21个县“友军未驻地区”。

  但是,仅仅过了十来天,日军就已经推进到晋东北来了。发现,“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他以名义重新做出的部署是:一二〇师应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应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应进至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再度提醒前方将领称:“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而上述电报发出不过4天时间,日军就已经迅速推进到平型关了。鉴于阎锡山可能会考虑在沙河、平型关、雁门关一带与日军决战,明白电告彭德怀称:“不管(这种)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若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因此进一步提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只有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为此就要创造根据地以便发动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布,蒋介石亦公开发表谈话,国共合作局面基本得以落实。当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亦表示愿意在山西五台山脉与中共和八路军全面合作,决心与日军长期周旋。

  受此鼓舞,朱德、彭德怀首度提出了派八路军主力以战术支队的形式,向敌后活动的建议。他们主张,由于日军主力开始由平津大举南进,八路军似应考虑向敌后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战术支队,一面游击作战,一面寻找发展条件。

  对此,早在7月14日就向提出“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的却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赞同晋西北的部队可抽调少数基干人员,在当地“繁殖游击队、义勇军”,“开展游击运动”。但认为原定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后游击战争的计划,眼下条件还不成熟。他回电称,派遣战术支队问题,“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时才能执行”。

  对自己的担心讲得很坦白:除非是在与军的全面配合下,实施反攻性质的突击作战,否则,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10月中旬,阎锡山组织的忻口战役打响,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九两师亦受命参加作战。仍旧判断此一战役难以成功,省城太原失陷不可避免。考虑到那时在晋东北的一一五、一二九和八路军总部都有被截在敌后的危险,因此还在战役进行中他就电示朱、彭:一一五师不可再向北,应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一二九师不可再向东,应移至正太路以南地区;一二〇师可坚持晋西北;八路军总部应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惟可留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部于敌后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是首次正式提议部署一团兵力于敌后。孤悬一团于敌后,纵使游击于山地,缺少战略呼应,能否坚持,他这时也还是有些担心。反复考虑后,他于次日对这一计划又做了调整。提出:因杨部要“准备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故一方面应“速即配备军事上、政治上高级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强之”,并使其“通讯方法及通讯材料须准备用至两年之久”;另一方面,杨部一团活动于三省交界处,很难顾及五台山脉,而控制五台山脉在战略上又极其重要,故“请考虑从总部特务团中派出一个最好的营,配备能够领导三千人以上的军政干部若干人,独立自主地长期活动于五台山脉地区,与杨成武部相呼应”。同时,为了使杨部能与后方形成战略呼应关系并便于联络,他并要求朱、彭考虑派宋时轮团全部“准备长期活动于长城以北大同、雁门以西地区,东与杨成武、南与一二〇师主力相呼应”。

  11月上旬,忻口战役失败,太原亦于8日失守。于太原失守当天即电告周、朱、彭、任并各师首长,提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据此要求:今后应以靠近陕北的晋西北吕梁山脉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及“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一二九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要准备“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一方面要求八路军主力要准备在山西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一方面强调各部队“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考虑退出山西,这说明这时还没有真正形成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及开拓敌后战场的战略设想。直至12月上旬,仍旧在强调,“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使用与适当的转移”,红军主力在“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及时转移至“不影响友军,能扩大本身训练,有给养条件之地域”。

  但是,上海、太原先后失守,也印证了一直以来的判断,即南京政府“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是没有出路的。与此同时,原一一五师政委率杨成武独立团等部,成功地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中共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也明显增强了他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信心。

  12月中旬,同意再派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两三个连的兵力,组成支队前往河北磁县、沙河、赵县以东和石家庄、保定、定县以东平原地区农村中开展活动。派小股游击队去平原地区活动,毛早就有过设想,这时有了条件与可能。但因为这是中共武装首度离开山地去平原地区打游击,因此毛还是建议不要派给硬性任务,着重于“侦察情况”,“收集遗散武器”,“破坏伪组织”,“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之后的事实很快证明,在敌后平原的广大农村地区,日军实际上很难分兵进行有效控制。鉴于此,从1938年2月开始,便开始考虑派更多的主力部队到敌后去了。

  2月9日,他提议派精干部队发展雾龙山区,创建冀热察敌后根据地。几天后,他进一步提议将一一五师全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先进河北平原,“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想要实行的第二、三步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计划是什么呢?这就是,“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

  这时对这一部署还多少有些不放心,故特别提醒说,此一部署“比较带冒险性”。惟注意到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情势,他坚信必须要考虑敌进之后中共武装在整个敌占区的部署问题了。他告诉朱、彭称:“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因为事实证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山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据此提出,凡是丢掉了的地方,我都应该去开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须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鄂豫陕、湘鄂赣、陕甘等六大长期抗日战略支点和苏鲁边、热冀边、大青山脉等辅助支点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他这个时候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即抗日战争总体上固然需要以运动战为主,但如果没有大批基干的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大批根据地,发展出无数小游击队,只靠正规军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上,今后打败日本的正规军和运动战,也大都要从游击队和游击战中创造出来。因此大力发展游击队和游击战,不仅对战胜日本是必要的,而且对中共力量的发展更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美国学者瑞贝卡·卡尔认为,撰写《论持久战》是想要让他的读者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未必是发愿的初衷和专文研究论说的主要目的。

  表面上,此文的标题就叫“论持久战”,文中也明确讲,他的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的,确是持久战的问题。但他也讲得很明白,即他在文中主要不是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该不该打持久战,而是针对“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来阐述“我们人”的主张。他也说,这篇文章是写给“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因为人在这方面的主张“还未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完全了解”,需要做“宣传解释”的工作。但是,从他紧接着提到他讨论这一问题的由来所在一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写这篇文章具体针对的主要是些什么人。

  他写道:抗战以来,发生了各种急性病。“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显然,在这里批评的“轻视”“怀疑”“不赞成”八路军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有些人”,不是大多数人民,甚至也不是“友党”“友军”,而是党内有些同志。也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刘益涛的看法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他指出,写《论持久战》,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换言之,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大家对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什么,游击战在抗战中是否具有战略意义,八路军应不应该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这样的战略方针,还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如前所述,在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引发了争论,他事实上没有能够说服多数党政军领导人。11月底,共产国际又派王明等带着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回到延安来了。在12月9-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主张,称:“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他还针对在洛川会议上主张的争取领导权和保持独立性的说法批评称:“在统一战线中国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提高到的地位,也不能投降,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力量对比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因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是过渡的,但我们必须拿住抗日到底,对带教育的态度,但不要表现出来”。王明的这一表态与讲话不可避免地使在会上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批评。

  会上,做过两次发言。他坚持认为:“过去是的,现在是联共的,这是根本的转变。”但是“与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吸引到,而是要接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的独立性,便会使降低到方面去”。正是由于政治警觉性的教育不够,自西安事变以来党和军队中已经有了不少投降主义的表现。当然,他表示接受王明关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提法,承认“目前应该是和为贵”,并表示:“军队问题我同意王明的意见……八路军与游击队应该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他解释说:“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不是不要统一战线。但他亦指出,抗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就要了解,在保土还是保军的问题上,军队是最重要的。“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因此,不仅红军要注意保存实力,的军队也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能和日寇拼消耗。至于红军,“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是保存我们实力的最好的战略”。因此,他仍旧主张他在洛川会议所提的战略方针,只同意改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上述发言的时间,是1937年12月10日和12日。对照一下我们前面谈到的情况,不难了解毛此时正处在开始摸索团以下小股主力部队能否在敌后坚持的过程中。这时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率领的杨成武独立团在五台山一带山地能够立住脚;对派小部队去敌后平原开展工作的尝试尚未开始;对大部队,如旅或师留在敌后发展,尚未考虑,仍坚持大部队应处于敌侧翼之山地,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马上向后方转移。因此,他在发言时强调和坚持的仍旧是“山地游击战”,而且还没有提到主力去敌后的问题。

  由此可知,直到1937年12月中旬以前,一方面受红军时期经验的局限,另一方面全新的战场形势以及敌军和友军的情况变化太快,除了清楚地认识到“敌人多而强”、“友军多而弱”、“红军又强又弱又小”这一现实的力量对比,因而明白必须进行持久战,必须用山地战、游击战来保存红军实力外,还未能形成确定的靠抗日游击战来实现持久消耗敌人和实现攻防转换的军事战略思想。因为,他还不能确定在日军强力推进,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共军队主力生存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什么。特别是在没有能够确定“敌后”的情况到底如何,主力能否去敌后,以及敌后除了山地外,华北的广大平原地带有无发展可能的情况下,事实上自己也还无法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战?”和靠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问题。而这许多困扰着自己的问题,是到了1938年初才渐渐明朗化,并通过向敌后平原地区派遣小股主力部队的大胆实践才明确了解决的办法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在延安的几位中共军事将领都回忆说,从1938年初开始,已经开始在推动赞同他的游击战主张的将领们集体编写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的小册子了,而他自己也开始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研读军事理论书籍,包括定期召集大家座谈讨论,交流有关军事战略问题的看法了。

  已知首次演讲《论持久战》的初稿《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是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首度发表全文是当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这个时间已经是全面抗战爆发10个月以后了。

  为什么不在抗战开始前后,而要到抗战开始10个月之后才来讨论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主要原因已如前述。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需要了解和注意,那就是他在晚年提到过的,抗战爆发前后自己还没有读过几本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怎么写论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呢?

  他回忆说,在江西时“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才)看了8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其实,不要说军事著作,到陕北前读过的马列著作也是屈指可数。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懂外文,只能看中文译本,而1927年以前中译本本来就很少,1927年以后中译本多了一些,但“望得书报如饥如渴”的,在江西苏区的山沟里能看到的还是极少。已知毛到陕北前读过的马列原著主要只有《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运动中的“”幼稚病》这几种中译本。而对苏维埃时期的来说最容易理解且实用性最强的,则只是列宁的《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运动中的“”幼稚病》,因此这两个小册子他反复读过好几遍。当然,只靠列宁这两篇文章说自己弄懂了马列主义理论肯定是不够的,这也是苏区后期被来自上海的留苏学生讥讽为不懂马列主义的愤愤不平,到陕北后发愤读书“恶补”马列,并且首先着重读的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即哲学理论书籍的重要原因。用他后来的说法就是:他们“整(我)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

  由于到陕北后开始时较多读的是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1937年初因抗大请他讲课,他恰好对此前读过苏联学者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李达《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等颇有心得,也想乘机总结发挥一下,因此进一步搜集了几种当时能找到的比较系统或比较通俗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中苏学者的著述,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终于在1937年春夏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给抗大学员讲授了一门“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授课结束时恰好全面抗战爆发,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他还是挤出时间对讲课记录稿进行了加工整理,在当年9月印出了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本。由于他在这次讲授过程中感觉自己发挥得最好的是后面的两章,因此他还嘱人单独印成两个小册子,送给艾思奇、吴亮平等懂得哲学的同志“阅正”,亦即想要听到他们比较专业的意见。

  对军事理论问题的感受,也是如此。他1927年带部队上井冈山后就一直在指挥部队打仗,自己也偏好军事指挥,许多作战指挥的心得也很想加以总结提炼,却因未读过任何专门的军事著作,因而从未成文。如前所述,1936年底应红军大学邀请,他曾试着依据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来总结一下苏维埃革命时期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虽然当时他已经读到了《孙子兵法》,但由于那时得到的军事书多是战术技术的,战役指挥与战略的几乎没有,因此光是《孙子兵法》对他这次讲演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帮助。也正是因为对这次讲演的记录稿不满意,他好几年都没有将这个记录稿整理成文公开发表。

  这时对自身在军事理论方面知识不足有清醒的认识。1937年9月初,读过黄埔,又去苏联接受过一些军事教育的郭化若从庆阳步兵学校转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由于郭有较系统的军事教育背景,到江西苏区后又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因此明确告诉郭说:“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得的……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

  一直到1938年1月中旬,亦即全面抗战爆发已经半年,当艾思奇拿到请他“阅正”的文章给回信,表示还想多读毛的军事文章时,毛仍旧很坦白地告诉艾说:自己哲学问题的书已经读了一些,因此才能够写出文章来,相信如果“多研究一会再写还(会)更好些”。至于军事文章,他讲得很决绝:“军事问题我(已)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一方面自觉还写不了军事文章,另一方面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他就想要写文章,从理论上为他所主张的游击战正名,因此他即决定请郭化若来帮助做这件事。恰好这时郭化若从党校学习结业,马上安排他留延安工作,并为他找了一间宽敞的大房子,说是要给他“一个好的写作环境”。同时告诉他:“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因为想要从战略高度来论述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那些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是不行的,因此毛对应该找哪些最基本的参考书来读,十分重视。他给郭化若的信中点到的,他已听说却还没有读过的有:“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以及)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等等。他还明确讲,找不到的书,可以用他的名义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那边代买。对能够找到的俄文军事书籍,他也授权郭去组织人手进行翻译。

  当然,除了督促郭化若着手进行这项理论性的研究外,为了集思广益,同时也为了督促自己尽快多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从1938年初开始还召集在延安的军事将领,定期开会研究军事战略问题。他为此亲自主持读书会,通过专家解读、集体座谈、讨论交流,来加速理解和掌握的进度。用这时的话来说,如今面对这“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读书不行”,“没有理论武器不行”。过去有些书就读晚了,早些时候读“就不会犯错误”了。

  1938年1月上旬,郭化若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头几章。看后明显不甚满意,拖了一个多月后,他写信要求郭另外“整理编写一部《抗日游击战争》”,最好同时把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的编辑工作也承担起来,要他把“战略问题暂放后面”。换言之,他没有看上郭化若起草的这几章初稿。

  这之后,请何思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章译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组织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会,每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左右,大家逐章进行研读讨论。经过初步试读后,他自己从3月18日起,开始每天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中译本了。不过,他似乎很难有时间和耐心把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全部读完,大概只看到4月1日就没有能够接着往下看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台儿庄大捷,《大公报》发社论宣传“准决战”,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国焘逃跑改投了,、洛甫等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王明等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围绕着中央领导权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他开始急于想要抓紧从理论上来论证他所强调的主导的游击战将会是抗战持久和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了。鉴于此,虽然准备未周,他还是抓紧时间对郭化若的初稿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改,然后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题,并且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此文。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的论述,明显出自的手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章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断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不可能再现元灭宋、清灭明、英占北美、印度和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那样的战争史了。他强调指出,这既同“时代的进步”有关,也“是同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因为时代的进步,加上红军的作用,导致了人民的游击战争这种作战形式的出现。当入侵者兵力不足,不得不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只要有了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能动员组织起广大民众,反抗侵略的广大的人民的游击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并成为侵略者无法终结的梦魇。但此文其他部分的讨论,主要还是战术性的,并没有能够充分回答设想中的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方针的问题。

  由于这种情况,同时也因为在改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发生的灵感,下决心要靠自己来撰写一篇更宏观的,着重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在抗战中作用问题的论文。为此,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与构思,他终于在5月中下旬完成了写作提纲,然后在5月26日至6月3日之间尝试着进行了系列演讲。这之后,根据讲演中的发挥和听取各方意见的心得,在讲演记录稿的基础上,经过几个昼夜不眠不休的写作,突击式地完成了《论持久战》一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论持久战》一文目前至少有两个公开发表的主要版本,一个是1938年7月1日《解放》刊印的版本;一个是1952年2月《选集》第2卷收录的版本。前者是在1938年国共密切合作阶段,特别是12月政治局会议后发表的文字;后者是在1952年中共已经推翻了政权,创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发表的文字。

  其次,由于这篇文章是国共密切合作阶段公开发表的文字,并且是在中共中央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公开发表的文字,因此,他不仅必须基于国共两党共同的民族立场来言说,而且还必须注意遵守12月政治局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来言说,既不能以党派立场出之,也不能以个人的观点出之。

  比如,在1952年的文本中可以说:“有了,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在1938年的文本中却只能说:“有了与,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十五年以来的经验……。”

  在1952年的文本中可以说:“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在1938年的文本中却只能说:“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按其历史、其领袖、其党员大多数,都是可能坚持下去的。又其一,,就是敌人也不怀疑其抗战的坚定性。又其一,别的党派与全国人民,因为妥协就是做亡国奴,绝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

  概括地说,这篇文章虽然叫《论持久战》,主旨其实不在论证中国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持久战,而是通过宏大的视野和中外历史的比较,着眼于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而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显然与此前发生而此时仍未解决的党内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所以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判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因为弱于日本,战争初期正规军的作战固然重要,却无法持久。但因为中国大,日本只能占领有限的地区,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并且为我在敌后敌人控制不到的广大地区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便利我创造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持续不断地发展游击战争,持久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所以能够坚持抗日到底,根本在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来就长于做民众工作,“过去内战时代的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就得力于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了的民众”。今天,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自然“比内战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因此,只要有,和领导的八路军,就不愁组织不起人民的游击战争,也就不愁中国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不难看出,在1938年的这篇文字当中虽然没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强调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对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详尽论证,实际上清楚地强调了他自红军改编以来一直想要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相信的两个基本观点:即1.弱小的只要能够与民众密切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成为这场民族战争的领导力量;2.弱小的八路军必须,也只能通过游击战争,才能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

  换言之,虽然在1938年的这篇文字中我们看不到1952年那样的文字表述和政治论断,实际上读1938年的这篇文字,结合起来读他1952年的表述和论断,我们多半就能够知道他当年内心里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38年文本的写法和表述就不线年春夏才发表和撰写这篇文章本身,包括不得不用那样一种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真实。后人也只能了解了这种真实,才能真正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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