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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归档日期:07-11       文本归类:敌退我追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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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史册,而红军在长征中留下的一支部队——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开展的武装斗争却鲜为人知。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South Sichuan Company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史册,而红军在长征中留下的一支部队——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开展的武装斗争却鲜为人知。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纵队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1935年2月9日,党中央召开扎西会议,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同时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党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说:“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号召他们起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

  根据扎西会议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决定,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地方工作。2月10日,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召开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一百多名干部的会议。针对一部分人不愿离开大部队到游击队工作的思想情绪,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动员,他指出:我们人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没有出路,我们民族就没有希望。我们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打内战,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因此,中央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最后深情地说道: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革命力量就大了。周恩来的一席话,消除了一些人的想法,表示要服从中央的安排,安下心来,坚持斗争。

  会上,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徐策(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红八军团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中革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加强纵队力量,纵队共有400多人,600多条枪。2月12日,纵队跟随中央主力红军后卫部队转移到叙永四合山,才与主力红军告别。

  2月18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向桐梓、遵义急进。与此同时,纵队人员在叙永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游击队人数扩为600余人。纵队经黄泥嘴到达五龙山,随即召开大会,徐策宣布了纵队的建制和领导人员任命。纵队设司令部、地方工作团。中央决定的纵队领导人是:司令员王逸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宣传部长余泽鸿、政治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纵队下设5个大队。

  在叙永境内,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先后进行了首战木厂梁子、攻克朱家山寨、巧取叙蓬溪、袭击敌军车的战斗,使泸州的川军惶恐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左旅“星夜兼城回守川滇黔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泥嘴、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游击纵队继续攻占川南的一些重镇。2月下旬,纵队派戴元昌、黄子能到田中组织区委,成立赤卫队,不幸被叛徒出卖,戴、黄被捕牺牲,隐蔽在岩洞内的20多名红军伤病员有的牺牲,有的被捕。3月初,纵队第五大队在叙永落堡与敌军遭遇,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数十名。战斗中,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大队长梁亚伯和通讯班的战士壮烈牺牲。不久,刘复初领导的南六游击队在兴文县建武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合,并归属纵队指挥,改称川南游击支队。4月下旬,纵队在分水岭击溃川军教导师一部,后攻克朱家山两座敌堡,赴来龙袭击川军顾小凡部。5月,纵队转战威信邓家坪,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两河区委遭到严重破坏。

  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叙永县分水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合队。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原红军总部第四局科长)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在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余县宣传和组织群众摧毁反动政权,开展抗捐、抗丁、抗粮斗争,威名震四方。

  红军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蒋介石惊恐不安,集结了十多万兵力,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长官司、罗布坳是川滇边的防共要塞,红军游击纵队路经此地,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牺牲。7月14日,游击纵队在威信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由余泽鸿任书记兼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方案。随后纵队开往大雪山进行休整。8月,游击纵队从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打开敌人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突袭梅花镇,轻取巡密司,设伏古佛台,相继攻克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徉攻纳溪城,进军南六县,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得敌人团团转,到处扑空,从而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游击纵队在掩护红军战略转移中,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由最初1000余人减少到200多人。1935年11月下旬,纵队进入长宁县梅硐,特委在贾家湾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人“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由刘干臣、余泽鸿、刘复初带领一队,由龙厚生、黄虎山、曾广胜带领二队。分开行动后,二队进至兴文坛厂遭川军袭击,部队受挫暴露了行动目标,敌人加紧对第一队的“清剿”,在突围中,余泽鸿不幸牺牲,当队伍到达连天山时,只剩17人。身受重伤隐蔽在农民家的司令员刘干臣惨遭敌人杀害。纵队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但游击纵队没有停息战斗。1936年2月,特委在兴文洛柏林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刘复初任书记兼纵队政委,龙厚生任司令员。随后纵队开展扩军,发展到400多人。3月在金银山打响阻击战,为此时经过毕节的红二、六军团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川军陶树清、刘少成武装起义先后加入纵队。6月,根据党中央的号召,纵队合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部队人数达八九百人。

  面对“先遣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会剿”。由于长期与敌激战,敌众我寡,并缺乏后援和补给,部队处境艰难。11月,在海子坝战斗中刘复初被捕。1937年1月,游击队在野蜡溪被打散,龙厚生、李青云、曾春鉴、刘少成在威信水田寨被抓捕杀害。至此,游击纵队最后的领导人均已壮烈牺牲,失散的游击队员再也没有组织起来,但仍有部分同志加入到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直到迎来西南解放。

  红军游击纵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张凤光、陈宏、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曾春鉴、阮俊臣、欧阳崇廷、金燧等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凯歌。

  1937年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出生入死、脱离虎口的女游击纵队战士李桂红含着泪花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纵队斗争情况,周恩来沉默许久说出这样一句话:“战斗频繁,扎不下去,拖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征付出的代价啊……烈士们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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